十年禁渔，28万渔民上岸转型的阵痛、迷惘与期待

衰退：长江进入无鱼之困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亚洲第一长河
曾经，豚跃浪涌，江美鱼丰
然而，21世纪以来
捕鱼手段进步、环保意识没有俱进
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
长江已经进入“无鱼”等级
禁渔启动，迫在眉睫......

上岸：身份转变，困难重重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内容，政府需要关注渔民上岸过程中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多个领域，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支持渔民上岸。

长江禁渔第一年，超过11万艘渔船停驶，近28万渔民上岸，国家财政补偿超过200亿元。 想要让超过十万户的漂泊的渔民弃渔上岸、得到合理安置并最终找到新的营生手段，实属不易。

长江“十年禁渔”对这一代渔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性能否培养转变？
不识字、没有其他技能的他们将何去何从？
“被牺牲的一代”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仍然期盼着明天吗？

切入：“渔民新村”的方方面面

安徽省无为市位于长江中下游，而坐落于皖江北岸、无为市南大门的牛埠镇土桥社区曾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古镇。“中国螃蟹看安徽，安徽螃蟹看无为”， 牛埠镇曾以江蟹“中华绒螯蟹”而远近闻名。该社区的绝大部分居民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是长江沿岸捕鱼地区的典型代表。

土桥社区东临长江，渔民及渔民家属集中安置于“渔民新村”，具备一定的典型性。且当地政府对“十年禁渔”政策的执行力度较大，各项生活保障工作完成度较高，是一个值得深入关注的渔村。

本篇以安徽省无为市牛埠镇土桥社区渔民及政府为例
以该社区渔民的生活情况为切入点
从社区官方获取数据
实地走访社区居民
在一次次数据分析中洞察宏观事实
在一次次深度访谈中丈量真实现状
展现政策对渔民生活的影响
为“十年禁捕”的未来提供参考

同是退捕渔民上岸，有无证件却带来待遇补贴上的巨大差别。 土桥社区共有渔民109户，其中有证的有83户。有证的渔户也仅仅每户有一艘有证的渔船，其它的渔船都没有证件；有证的一户渔民，也一般是只有年纪稍大的渔民有专业捕捞证。据了解，有证无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背景和国家政策，大多数中青年渔民赶上了紧控时期，捕捞证名额有限甚至不再办理。证件有无与年龄阶段被联系在了一起，退捕上岸的渔民生活也出现了差异和共性。

陈先生，1990年生，无为市牛埠人，小学文凭，祖辈世世代代以打鱼为生，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如今却待业在家。

陈先生的家和这个村子里的其他人家一样，自己集资盖的两层小楼，进行了简单的装潢，每层面积80平米左右。我们到访时他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均停留在一楼，本就不大的房子显得更加拥挤了。

“你们不能再搞鱼了”

“我的船是从19年开始拆的”，这是正式禁捕的开端，陈先生的人生在政策出台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对政策的细则并不清楚：“我们文化程度也不高，哪有时间天天听这些啊。”在他的印象中，对禁捕政策的了解只是以前打鱼时听社区人员宣传过： “你们不能再搞鱼了”。

尔后就是开始拆船，销毁渔具，渔民安置。自此，他远离捕鱼生活，闲在家中。

陈先生家有两艘船，一艘在自己名下，一艘在同为渔民的父亲名下。他自己造价4000元的船收到了2880元的补贴，估价时因为折旧扣了40%的成本；拆船的22万补偿款目前他拿到了13万，还有8万政府分五年给清；另外渔具销毁时政府给了1000元左右的补偿。除此之外，陈先生没有拿到其他的补贴。对于已拿到的补偿， 陈先生认为自己只是拿回了应得的成本钱，其他钱“一分没有”。

由于捕鱼时没有办理许可证，陈先生拿到的补偿款有限，与有证的父亲相比，他需要自费养老保险，也没有进行免费就业技能培训的权利。

既然捕鱼证如此重要，为什么之前从事渔业时没有依法办证？事后也没有补办呢？陈先生将其归因于自己的年龄，无奈道：“我父亲和我的户口是分开的，我那时候年纪小没法办证，长大后办证难度大，想搞也搞不到了，国家十几年都不发证了。”

“没有收入，也没有对未来的打算”

以前捕鱼时陈先生年收入8-10万，对比他自述的今年全家零收入，他的心理落差有些大。

陈先生的父亲捕鱼时间长，早时办了证，参与过退渔转产的培训，但是他认为政府提供的培训益处不大，更别提再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儿子。

“学习的东西都没用......养殖......我们现在怎么能养得起来呢？”陈先生的父亲指着自家厨房水槽，“在这里养吗？”

在他们父子二人看来，他们家既没钱，也没地，转产培训时教的养殖业还需要池塘，现在的养殖都是私人承包的，现在也没有国营养殖场雇人，自己做养殖毫无竞争力。

“现在没有收入，对未来也没有打算。打工的话疫情期间也不好找，最要命的是文化程度太低了。” 陈先生对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并不明晰，态度不是很积极，并没有从渔民的身份转变过来。

对于全家的未来，陈先生有着自己的考虑，他希望祖辈传下来的营生不要在自己手里毁掉，但也不希望下一代传承。

退捕失业在家的陈先生就是众多无证中青年渔民的一个典型代表，还有更多的渔民上有需要赡养的老人、下有需要养育的子女，迫于生计只能采取多种方式谋得一份工作挣钱养家。

土桥社区劳动年龄内的在册渔民有265人，全部渔民录入人社部系统，89%的渔民具有劳动能力，75%的渔民有就业意愿，82%的渔民已经就业，52%的渔民制定了帮扶计划。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已就业渔民比有就业意愿的渔民占比高，进一步分析发现， 一部分原本没有就业意愿的渔民在参加了帮扶计划后，全部实现了就业，这说明政府和相关部分的帮扶措施效果显著。

帮助渔民转产就业，实现转型是实现脱贫攻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为实现这一目标，当地村干部根据渔民家的具体情况，结合渔业协会的信息，入户、走访、一个一个打电话落实，通过一户一户的了解，为渔民申请适合他们的岗位。考虑到上岸前后巨大的心理落差，当地社区做了三步工作， “第一开展公益性岗位，第二组织就业培训，第三鼓励他们外出就业打工，自谋生计”。

土桥社区265位劳动年龄内渔民有216人已经就业， 其中主要的就业去向是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以及公益性岗位安置 。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的退捕渔民大多去往发达地区或者附近城市务工，而分五批进行的公益性岗位安置也解决了相当比例的渔民就业。另外还有少部分退捕渔民选择了与原来生活方式相近的渔民安置产业，继续过上了在船上的生活。退出劳动市场的49名渔民中除去已死亡的4人和失踪多年的1人，剩下的主要可以分为在校生、照顾孩子家庭、身体原因和暂无合适岗位四类。

在公益性岗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媒体大力宣传的 “护鱼队”。

护鱼队是公益性岗位之一，提供给尚有劳动能力且有一定环保意识的渔民。与其它公益性岗位不同，他们由农业农村局建档立案，负责长江远岸巡逻、监控。护鱼队成员不仅有编制，政府还会帮忙缴纳四险一金，每个月按时发工资。护鱼队成员的合同一年一签，有队员表示：“要表现好，要是不按规章制度，可能就不能续了。”

由于护鱼队名额有限，政府还采取了政策补贴的技能培训等形式，帮扶渔民上岸转型。

注：三次职业介绍分别为6月11日组织参加土桥社区专场招聘会、9月28日推荐去永昊环卫、10月20日推荐去环江铜业。

土桥社区共为137名渔民定制了帮扶计划，帮扶计划的内容主要包政策宣传、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土桥社区政府分别在2020年9月4号和9月30号对共91名渔民进行了线下培训班集中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并紧接着落实了约两周的水产养殖和绿化保洁职业培训。而对于没有职业培训意愿的46名渔民，政府在10月20号进行了上门或电话形式的宣传和指导。同时在6月11号、9月28号和10月20号，当地政府还组织了三次也介绍，有近一半参加帮扶计划的渔民参加。最终137名参加帮扶计划的退捕渔民中有116人就业，就业率达到85%。

工作人员介绍，实际上帮扶计划的实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常年打渔的生活习惯让很多渔民开始并不愿意参加工作。上岸前，他们一年中他们只需要劳作三段比较长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全年的收入，其他时间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所以突然间无法适应正常的上班时间。 渔民的成功转型需要政策的扶持和时间的打磨。

陈先生，1962年生，无为市牛埠人，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读过一天书，没进过一次学堂。”

老陈有两艘船，由于年事较高，他雇佣了一个人帮他一起捕鱼，老伴在家里带孙女，儿子则在外面打工。2020年他的大船被拆补偿21万，小船补偿四千，渔具补偿五千元。在这之前，他每年收入有七八万、八九万一年，好的话有十来万。

作为有证渔民，老陈享受到了政府的很多福利，禁捕前有每年三四千元的柴油费补助，禁捕后有每月400元看大门、测体温的公益性岗位，就业技能培训课程，每年3000元政府交的养老保险。

经济状况窘迫

即便如此，老陈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好，每月400元的收入让家里揭不开锅。

“五年前，在小孙女三岁时，儿媳就丢下孩子离婚了。”

如今，他二十多岁的儿子在外面打工，还没有参上社保。养殖业的培训对他来说并不实用，没有钱和地皮的投资就没有办法实现转业，养老保险业要六十岁才能拿到。

“我和老伴还能吃几个子呢，每个月收入就那看大门的400元，根本不够。”

勉强糊口的现在和未来

对禁捕政策，老陈不甚了解，只是听水产局领导安排的，“我们直接就是无为县（现为地级市）水产局管理，后来划到政府管理了。我们懂什么政策呢， 我们又没有文化，上面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老陈因为年龄原因没有对生活抱有太大期待。

“如果以后放开捕鱼，您还会继续吗？”

“禁捕十年，那个时候我们七十岁了，捕不动了，搞不起来了。”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打算，我们俩（和老伴）带个小孩，慢慢胡，还能胡得过去。真要没有了，就只能找小辈要了。”

对于年龄较高、丧失劳动能力的渔民来说，各类社会保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和重要依靠。

根据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土桥社区在册的405名退捕渔民中，有231人已参保养老保障，有43人已经达到年龄享受养老保障，覆盖率达到68%；而医疗保障除1人婚出外其余全部参保，覆盖率接近100%；土桥社区的住房保障政策是分配渔民上岸住房，目前住房分配工作已全部完成，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100%。

土桥社区109户中有低保的有88户，每月低保金额最高1256元，最低294元，大多数渔户的低保金额在600-800元的区间范围内。土桥社区171名受保渔民的人均低保金额在300-400元的区间范围内， 低保等级集中在B级和C级， B级中主要的低保类别是老年人、其它和未成年人，C级中则主要是其它类别。

“我们这边渔民很多原先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的，相对来说，政府在低保待遇这一块，对他们的扶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当地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从15、16年开始，我们已经有政策倾斜，帮助他们办理低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另外， 政府的补贴还延伸至渔民的家庭教育。贫困户中孩子考上高中的每年补贴1500元，考上大学每年补贴2000元，而且政府会帮助他们申请助学贷款，开启绿色通道。

来到无为市牛埠镇禁捕退捕护鱼队办公室和土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江主任接受了采访。在基层社会，社区是方针政策和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是民生计划最终落实的着力点。

江波作为土桥社区部门主任，是“十年禁捕”政策最基层的落实者和践行者，自2020年起，他与同事们挨家挨户登记信息，制作一档一户资料，发放补助并且落实政策文件，“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政策都是在我手里落实完成的。”

“十年禁捕”政策由当地农业农村局牵头实施，退捕禁捕工作完成之后，农业农村局的使命开始慢慢往后撤，人社局开始跟进，对渔民的医保、社保，相关的技能培训、转岗、就业做出进一步的安排。对于有证渔民， 政府提供了提供住房补贴、拆船补贴、渔具补贴、过渡性补贴、医保、养老保险、低保、公益性岗位等相关保障措施。

拆船和渔具补贴：实测实补

船和网是渔民的饭碗，即使再无使用价值，政府还是给了渔民应有的补偿。 对于船和渔具，政府按照相应的规则评估价格，并一次性发放给渔民，最后再拆除销毁。“这个工作做了快两个月，船在江里非常难找，得一家一户地找，还要一家一户地评估。”光是渔具，土桥社区一共就收缴了57013斤之多。

共有61户退捕渔民得到了网具回收处置补偿，按照当地政府提供的统计明细，共有三种过了1万7千元，而最少的没有超过300元。整体来看，渔具补偿的中位数大概在5000元左右， 补偿金额偏低的渔民较多。

土桥社区渔船的补偿根据有证和无证分为两类标准，有证渔船共有83艘，分别来自83户渔民。因为有证渔船之前有标准的审查和批准，所以补偿金额较高，设置了21万和17.3万两档。而104艘无证渔船因为来自无证渔户或者有证渔户，船只情况差别很大，所以其补偿根据材质、长度、动力等进行了详细的评估，但是补偿金额都没有超过3万元。 整体上虽然无证渔船数量超过了有证渔船，但是总体上的补偿金额没有达到有证渔船的4%。

无证渔民在这次禁捕中得到的补偿确实少很多，“说老实话，我们也向市政府反映过很多次，但是政策上的倾斜肯定没有有证渔民倾斜大。”以前的渔民有人在外打工，有人不交或是交不起每年登记备档的费用，有人的船舶质量不够资格，而且09年之后的渔民证基本不再下发。江主任自幼在牛埠镇长大，他不仅了解土桥社区现状，也了解社区和渔民过去的发展历程，更加真切地在为渔民谋福利，做实事。

困难：潸然泪下

“政府出台的配套政策是非常多的，如果有其他困难基本都会帮”，这是江主任为民服务的想法，也是在面对很多困难时的内心信念。 政策的推行必定会有一定的阻力，而这些都需要一线的工作人员合理化解。

“也有遇到过不愿意配合的渔民，能够理解。把他们吃饭的饭碗都给一下子端掉了，心理上肯定有落差。”江主任说，尤其四五十岁以上，无法适应上岸说活的老年人，他们无法重新学一门手艺，但又要养活一个家， “苦就苦他们这一代，他们这一代是真苦。” 。

稍微年轻一点的渔民还可以外出打工，开始新的生活，只有他们以后只能靠低保、临时性岗位的工资和养老保险养活自己了。他们在打鱼的时候就很辛苦，风餐露宿，江水作伴，江主任看着其中一个护鱼队员的背影小声感慨到：“他一把年纪了，儿子之前打鱼时遇到风浪死在了江中，以后只能指望他的小孙子了.....”，说着眼里闪烁起了泪光。

值得欣慰的是，禁捕后土桥社区一直没有发现偷捕行为，而且居民有了稳定居所后， 社区也会组织统一的精神文化活动， 比如“电影下乡”，每周一都在广场放电影。老年人也会健身，跳广场舞，颐养天年。